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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国 周雨婷:区域贸易自由化与企业跨国并购

作者:匿名 时间:2019-12-02 13:20:14 阅读量:4938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经济日益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各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为了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和地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有再次抬头的趋势。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两股力量正在相互博弈,对各国的经济和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进程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阻碍和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各国转向寻求通过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其外贸发展。扩大自由贸易范围,坚持贸易自由化道路,是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为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许多国家签署了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8年7月,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地区)签署了16项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谈判过程中有13项协定(包括与原贸易协定新签署和升级的协定)和10项处于谈判阶段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已经成为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产品生产和贸易已经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发展到产业内贸易,再发展到产品内贸易,最后发展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全球生产使得不同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获得竞争优势,各国企业都迎来了新一轮的全球跨国并购。根据贸发会议的统计,全球跨境并购总额增长了3.7倍,从1990年的1,866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6,940亿美元。近年来,跨国并购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0%左右。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起步较晚。21世纪初,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跨国投资比例不到10%。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绕开贸易保护主义对出口产品设置的各种障碍,避免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逐渐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已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2005年至2008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金额从68.41亿美元增加到358.78亿美元。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跨境并购增速放缓至234.02亿美元。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企业的并购规模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此外,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截至2017年,中国跨境并购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为76%。

随着跨国并购浪潮的兴起,跨国并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关于企业跨境M&A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企业跨境M&A的动因、企业跨境M&A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跨境M&A的影响因素。关于企业跨国并购动机的研究,kim和singal(1993)认为,企业跨国并购的实施源于企业扩大规模和获得垄断地位的需求,而buckley等人(2008)认为,企业跨国并购的实施是由获得战略资产、自然资源和实现效率增长、资本增值和经营效率最大化的目标驱动的。Homburg和bucerius(2005)认为,由于企业内部新资源和能力开发的限制,技术和专门管理能力等无形资源只能通过收购获得。谢孟军和郭汝嫣(2013)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指出,中国企业投资跨国并购是为了寻求东道国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更好的运行环境。关于跨国并购的经济效应研究,gazaniol和peltrault(2013)基于法国企业数据验证了跨国并购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Larsson和finkelstein(1999)将合并后目标公司业绩的改善归因于人力资源和组织管理的整合。Dang和henry(2014)将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进行了比较,发现并购企业的股东可以在并购后获得长期股票回报。关于企业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克鲁格曼(2000)认为,信贷紧缩和宏观经济恶化将导致企业低价出售资产以促进并购。贾靖宇和文立(2015)以发展中国家为讨论背景,发现积累并购经验有助于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率,其影响效应还受到非相关经验、国有股权和政府层面的影响。Banalieva和dhanaraj(2013)、malhotra和gaur(2014)指出,国家之间的正式机构距离、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也将影响并购的成功率。巴克利和卡森(1998)建立了双头垄断市场的竞争模型,研究了不同成本因素对跨境M&A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发现高垄断租金成本的存在将促进企业选择跨境M&A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Persson and horn(1998)发现,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在于并购成本与并购节约效应之间的权衡,当关税壁垒超过一定水平时,跨国并购比国内并购更有可能发生。

上述研究从企业和市场的角度探讨了跨国并购的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但忽略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一级贸易政策的作用。跨境M&A作为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因素将明显影响企业的决策。例如,当一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加时,企业有明显的动机通过直接投资来规避贸易壁垒。布雷纳德(1993)发现美国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Feinberg等人(1998年)发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双边关税的下降将减少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的贸易壁垒急剧下降。与此同时,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相互替代的理论预期已经偏离了经济现实。从那以后,后续研究开始解释这种偏差。诺曼(1996)提出,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出口平台成员国的出口传导功能促进外国对出口国的直接投资。Collie和david(2010)通过构建古诺双寡头模型解释了多边贸易自由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制。

一般来说,企业的跨国并购关系到国民经济和企业实体的重要生存和发展决策。然而,对跨国并购和贸易自由化的研究成果仍然不足,尤其是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差距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基于2000-2017年116个国家(地区)的中国企业开放跨境M&A数据,研究了区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跨境M&A交易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效应”将使中国与其缔约成员之间的并购平均增加110%。文章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合并国家(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对双方的并购数量将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合并目标国家(地区)的关税水平并不显著。这表明并购国(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开放能有效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强国内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交易动机。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契约效应”的持续时间和第三国(地区)的影响。结果表明,“契约效应”仅具有短期效应,持续时间为两年,促进效应逐年下降。此外,这种效应在不同行业和所有制企业中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契约效应最强。然而,与第三国(地区)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促进中国企业对原投资国(地区)的并购,这种“溢出效应”的效应将使原投资国(地区)的并购增加2%。文章的结果还表明,中国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该协定的非成员和当前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成员具有“专属效力”。新贸易协定的签署将分别减少与非本协定成员的并购交易的1.5%和与当前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的并购交易的4.3%,分别持续两年下降和一年上升的影响。上述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促进了中国企业对签署国(地区)的跨境并购,同时减少了对非签署国(地区)的跨境并购数量。

近年来,随着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僵局,多边合作举步维艰,各国纷纷转向双边和区域贸易合作。通过双边和地区合作,继续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已成为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本文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加强区域贸易合作是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结果也证实了中国政府当前降低贸易关税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正确性。此外,本文的结论还表明,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非自由贸易区成员,尤其是其他自由贸易区成员,在跨国并购中将处于贸易劣势。因此,从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应积极推动与贸易伙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进一步缔结各种区域贸易协定和互惠贸易安排,应对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效增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在这方面,首先,中国应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框架内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发挥大国的国际作用,推动双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第二,深化与现有贸易协定伙伴的双边贸易关系,升级现有贸易协定,进一步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第三,适当放开对境外资本投资的控制,简化审批、登记和备案程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充分利用金融工具为企业跨国投资提供金融便利和支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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